·新態勢 新特點

  世界級產業集群是基于全球范圍內產業分工與核心競爭優勢形成的、能夠引領乃至主導全球產業鏈的相關企業及組織機構集聚而成的產業網絡。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現代信息技術與現代物流的發展，以及資本、技術等要素流動性的增強，均導致全球產業鏈調整加快、產業分工的復雜性增強。全球產業布局的動態調整，深化了各國市場間的分工協作、促進了相互融合，導致世界產業集群出現新態勢、新變化。

  全球范圍配置要素資源。區域或國家產業集群的資源要素配置半徑通常是區域或國家范圍內，主要目標是提高本國的產業競爭力。對于世界級產業集群而言，在全球配置要素資源、構建產業鏈，形成和發展全球價值鏈，目標是提高產業的全球競爭力。在世界級產業集群中，要素具有明顯的集聚效應和較強的跨域流動性，尤其是對資本、知識、信息、數據等高端要素的使用，可以推動產品在全世界不同區域完成生產。

  隨著全球化浪潮的不斷推進，經濟分工的全球化正在推動產業集群形態發生重要變化，地緣性產業集群逐漸向世界級產業集群發展。與地緣性產業集群更加強調根植性不同，世界級產業集群更加突出集群的開放性、全球性，拓展了產業集群的組織形態。以美國硅谷為例，硅谷的成功與其人才密度有密切關系。數據顯示，至少有45％的硅谷人口擁有學士學位，遠超美國總人口中的占比，同時在硅谷科技和工程領域工作的人員中，超60％并非出生于美國本土。這種要素的全球自發性配置大大提升了硅谷的人才密度，而且也帶動了其他要素的配套性集聚，更重要的是促進了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產業鏈的發展。

  系統集成全球產業鏈。生產力的發展，能夠促進社會專業化分工協作的深化。專業分工的深化不僅體現在產業分工上，而且體現在產品生產環節的分工上，如產品研發、設計、生產、營銷、售后服務等都是產業鏈的構成環節，導致產業鏈、供應鏈的復雜性不斷提升。世界級產業集群不僅注重相關企業的集聚效應，而且關注集聚企業間的內在關系，通過培育支持集群中核心企業的異質性，引導集群中的核心企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環節攀升、向創新鏈進化，以異質性企業間的競合替代同質性企業間的競爭。因而世界級產業集群強調產業、產品之間的系統性，通過產業間的補鏈、延鏈、強鏈形成系統，并建立與高端制造業相匹配的現代服務業，為構建世界產業集群提供系統性支撐。

  凸顯韌性與虛擬性。產業集群韌性主要是指集群抵御技術、市場、資源環境等外部沖擊，并從中恢復、再組織、更新發展路徑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主要表現為集群技術、關系、市場3個維度能夠更好適應外界環境變化。

  因全球產業鏈在重構過程中出現了逆全球化、多中心化發展趨勢，導致產業集群的縱向分工趨于縮短和橫向分工趨于區域化集聚，以及產業集群發展中出現路徑鎖定的問題，這將影響世界級產業集群發展。破除“鎖定”困境，必須增強世界產業集群韌性。與此同時，互聯網經濟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催生了虛擬產業集群。虛擬產業集群是產業基于現代信息技術和數字化基礎設施基礎形成的虛擬空間的集聚，具有先天性的全球化屬性，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地緣對產業集群形成的邊界壁壘，更加有利于要素的跨邊界流動和配置，從而形成多層次的聚集效應。

  強化集群的創新生態建設。產業集群發展需通過集群內企業的開放式創新，尤其是頭部企業的自主創新實現。以硅谷為例，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硅谷提供了大量智力資源和熟練工人，得益于硅谷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為高科技企業的開放式創新和新知識獲取提供了良好條件。再如，蘋果公司2021年研發投入達到了1100億元，增速高達15.6%，除美國本土外，蘋果公司在中國、日本、歐洲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均有布局，對研發的高度重視使得這些高科技企業具有超強的自主創新能力，逐漸打破產業集群轉型升級的路徑鎖定。如匹茲堡早在19世紀40年代中葉就成為美國鋼鐵產業的中心，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匹茲堡鋼鐵產業集群逐漸式微。后來，匹茲堡以小規模、高科技的新型制造體系為重點發展對象，充分依托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匹茲堡大學，建立了較為成熟的產學研創新模式，使得匹茲堡產業體系發生根本性變革，新興產業集群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鋼鐵之都”一躍成為“新興產業之都”。

  ·新經驗 新認識

  筆者經梳理發現，培育世界級產業集群，需要遵循一些規律性認識。

  主導產業以區域優勢為基礎。產業集群理念最早出現便是建立在工業區位論之上，因此，在選擇主導產業時，要充分重視根植性對產業集群的影響。這里的根植性既包括集群內企業的各種聯系，也包括區域內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等正式制度，還包括人文精神、風俗習慣等非正式制度。根植性反映的是集群與區域之間的關系和依賴程度，尤其是在產業集群產生和發展的早期階段，根植性能夠加速要素流動和知識的積累與共享，更加有利于集聚，更加有助于差異化競爭特色和優勢的形成。從實踐來看，不論是德國鋼鐵產業集群還是意大利皮具產業集群的發展，都體現了根植性與集群發展及集群競爭力之間的正向關系。因此，當產業集群主導產業與區域優勢契合度高時，更加有利于集群的形成和發展，反之亦然。

  以創新作為產業集群發展的動力。伴隨著產業集群的發展，要素驅動式發展要向創新驅動式發展轉變，即所謂的熊彼特式發展。產業集群的發展動力主要源于創新，實現發展動力的轉換是決定產業集群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創新生態體系中，產學研協同創新是在包括企業、政府、高校、研究機構、中介服務機構等多重主體在內的創新網絡中，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我們也可以從不同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模式中得到啟示。如以美國為代表，充分利用高校創新資源匯聚優勢、打造產學研協同創新平臺的模式；以日本為代表，以政府為主導、打造協同創新服務型政府的模式；以韓國為代表，以企業需要為核心、創建高質量市場中介組織的模式等。這些模式為產業集群帶來更快更好的知識創新、產品創新和市場創新，也為產業集群提供了持續發展的動力和競爭優勢。

  以產業集群的轉型升級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在轉型升級及核心競爭力的重構中，產業集群同樣面臨路徑依賴，在技術創新、發展戰略、政策環境等方面出現鎖定效應。能否有效破除鎖定效應，打破路徑依賴，成為影響產業集群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美國底特律汽車產業集群之所以逐漸走向沒落，除了產業機構單一外，更重要的是底特律沒有很好地解決由路徑依賴帶來的鎖定效應。而曾經的“銹帶煙城”匹茲堡能夠由“鋼鐵之都”轉型成為“新興產業之都”，主要原因就在于產業集群的成功轉型與新核心競爭力的成功培育。因此，要充分重視產業集群的轉型升級，尤其是資源稟賦型或者產業結構單一的產業集群。

  注重產業集群與城市群的耦合。城市群為產業集群提供基礎設施、要素體系和制度體系，產業集群則促進了城市群的發展和增長極作用的發揮，例如波士頓—華盛頓城市群、圣地亞哥—舊金山城市群、東京都市圈等。這些城市群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與發展潛力的區域，與其區域內的世界級產業集群密切相關。比如，波士頓—華盛頓城市群有兩大世界級產業集群，即以金融業為引領的生產性服務業集群和以高端人才為支撐的創意產業集群；圣地亞哥—舊金山城市群主要以高科技產業集群為主，以硅谷為代表；東京都市圈主要以創新型產業集群為主。因此，產業集群發展必須有與之相匹配的城市群作為產業集群發展的空間載體，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進。

  ·新目標 新路徑

  筆者認為，國家頂層規劃提出構建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是順應全球經濟和產業競爭的戰略高點，是塑造國家競爭優勢的趨勢和規律所在，也是我國打造集群競爭力、提升全球競爭力的戰略選擇，更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標志和培育發展世界級產業集群的必然之舉。

  培育發展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明確全球競爭力提升的核心戰略。要培育發展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一是要加快建設高端要素體系，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以高端要素的聚集推動產業聚集，在流轉機制上實現國內與國際間的協同。二是以全球產業鏈重構為契機，以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為導向，努力在集成電路、航空航天、機器人、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等領域形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集群，引領推動傳統資源型產業集群的轉型升級。三是推進制造業補鏈強鏈，強化資源、技術、裝備支撐，加強國際產業安全合作，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四是以融合化、集群化和生態化為目標，著力培育符合科技與產業革命發展趨勢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

  完善創新創業生態，為世界級產業集群培育提供內生動力。產業集聚區要由以招商引資為主的外延式發展向以培育創新創業生態為主的內涵式發展轉變。科技創新是打破產業集群路徑鎖定的根本出路，要加快培育產業集群中的龍頭企業，以龍頭企業的示范效應，推動知識和技術在集群中的擴散；要著手建立完善的創新創業體系，推進重點項目協同和研發活動一體化，為企業創新提供智力支持。

  以區域重大發展戰略為依托，為世界級產業集群發展提供平臺和資源保障。根據已發布的區域重大發展戰略規劃，長江經濟帶將打造電子信息、高端裝備、汽車、家電、紡織服裝五大世界級產業集群，粵港澳大灣區將培育一批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從實踐來看，區域重大發展戰略與世界級產業集群培育之間已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城市群是承載世界級產業集群的空間平臺，應加快重點城市群建設，針對不同城市群優勢確定差異化產業集群發展戰略，同時，通過打通阻礙要素流動與產業發展的壁壘，以區域協同引領產業集群發展，實現世界級產業集群的科學合理布局。

  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為構建世界級產業集群提供保障。實踐證明，政府對產業集群發展的引導扶持不可或缺。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完善財政、金融、科技、創新政策，以制度間的協同效應促進政府在世界級產業集群中發揮作用。二是幫助建立企業和研究機構間的合作關系，為技術轉移和商業開發提供優惠政策，支持有潛力的企業持續穩定投入研發，營造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三是實現由差異的選擇性政策向公平競爭的功能性政策轉變。所有知名的全球性產業集群都不僅僅是政策扶持的結果，還是市場化配置資源、開展市場競爭的產物。我國應吸收借鑒美、德、日培育發展世界級產業集群的“賽馬機制”，鼓勵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提升產業集群發展水平，如企業競爭中的勝出者獲得風險資本的青睞，區域競爭中勝出的企業可以獲得政府的項目資助，以此培育出具有競爭力的世界級產業集群。